读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时候,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
一个制度要烂到什么程度,才能把所有人都困住?
1587年,万历十五年。这一年海瑞去世了。
没有战争,没有天灾,看似平淡无奇。
但在黄仁宇看来,恰恰是这个平淡的年份,暴露了明朝走向灭亡的所有致命伤。
书里最让我震撼的不是某个人的悲剧,而是一个巨大的悖论:
改革者全都失败了。
张居正死后被抄家,家中多人被活活饿死,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自缢身亡。
海瑞被人仰慕,但没人按他的方式办事。
戚继光离开张居正的庇护,被调往广东,数年后被劾罢归乡,最终在穷困失意中病逝。
李贽最后在狱中自刎。
为什么?
因为整个系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设计的,而是为了维持道德秩序。
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,本质上是把混乱的赋税系统简化——把各种名目的税收和徭役统一折算成银两,按田亩征收。
这是技术性的改革,合理且有效。
短短几年,国库存银从入不敷出增加到了400万两。
通过清丈土地,纳税田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。
这才是真正的实干。
但张居正一死,整个改革立刻走样。
为什么?
因为他的改革动了太多人的利益。
豪强地主、皇亲国戚、地方官吏,所有人都在这个混乱的系统里找到了寻租空间。
据记载,张居正清查自己在江陵的田产时发现,按规定他应优免70余石田粮,但县衙赋役册上注明的却是640余石——多出的570余石全是别人把税负伪报在他名下的。
连首辅都被人利用偷税漏税,这个系统腐败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。
更要命的是,张居正的改革没有配套的制度保障。
黄仁宇认为,一条鞭法失败的原因之一,是整个税收系统并没有根本性变革,包括政府预算体系以及金融体系变革都并未发生。
你想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,但整个帝国的运转逻辑是道德伦理,不是技术管理。
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,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,没有可量化的考核标准。
一切都靠道德约束,靠个人操守,靠模糊的"祖制"。
这套系统最可怕的地方在于:它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既得利益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。
万历皇帝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当太子,不想立那个酒后失误跟宫女生的长子。
文官集团不同意。
这场"国本之争"从万历十四年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九年,长达15年。
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,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充军。
四位内阁首辅因此去职。
为什么要这样?
因为"祖制"——"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"。
朱常洛虽然是万历酒后临幸宫女所生,虽然体弱多病不受父亲待见,但他是长子,必须立为太子。
这是"道德正确"。
问题是,这个"道德正确"的代价是什么?
万历皇帝从此罢工。
他在位最后三十多年基本不上朝,只召见群臣一次。
大量奏章留中不发,大量官职空缺不补。
万历三十五年,科道官加起来只有九个人,六部尚书侍郎加起来一共四个人,其余全都空缺。
整个朝廷瘫痪了。
你看这个局面:
文官集团坚持"道德正确",赢了。
但他们得到的是一个罢工的皇帝和一个瘫痪的政府。
国本之争使明神宗对朝政失去兴趣,不理朝政,对内阁、地方官员的缺官现象视而不见,给晚明政治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破坏。
最后朱常洛当了皇帝,但只当了一个月就死了。
接下来引发了"梃击案"、"红丸案"、"移宫案",明朝彻底乱套。
所有人都被困在这个系统里。
黄仁宇反复强调一句话:中国两千年来,以道德代替法制,到明代达到极致。
这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这个国家不是靠明确的法律和技术来运转,而是靠模糊的道德和礼制甚至潜规则来维持。
潜规则是什么?人情和关系。
海瑞是清官,但他在官场几乎寸步难行。
为什么?
因为他较真。他按规矩办事,不讲人情,不走后门。
黄仁宇评价他:"虽然被人仰慕,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"。
在一个靠人情和关系运转的系统里,这样的人注定是异类。
戚继光是名将,抗倭有功。
但他必须依附权力,必须给张居正送礼,给各方大佬打点关系。
张居正一死,他立刻被罢官,郁郁而终。
因为在文官主导的体制里,军事才能不值钱,重要的是站对队伍。
李贽想突破传统伦理的束缚,批评虚伪的道学。
但他连自己的生计都要靠朋友接济,最后因为"异端邪说"被抓,在狱中自刎。
因为整个社会容不下这样的声音。
这不是某几个坏人的问题,而是整个系统的问题。
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是:它不鼓励实干,只鼓励道德表演。
你不需要真的把事情做好,你只需要在道德上站得住脚。
你不需要有能力,你只需要站对立场。
长此以往,所有人都学会了伪装和表演,没人真正关心问题怎么解决。
所以以下问题就很好回答:
为什么有些改革推不动?
因为没有配套的制度保障。
为什么有些规则看起来合理却执行不了?
因为执行的人没有动力,或者有动力的人没有权力。
为什么有时候个人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什么?
因为系统本身就是反效率的。
最可怕的不是有坏人,而是好人也做不了好事。
最绝望的不是没有希望,而是所有希望都被系统性地扼杀。
最后留下的,只有一套僵化的道德话语和一个瘫痪的官僚机器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