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五点,夜色还浓稠得化不开。我家厨房的灯已经亮了。母亲的身影在灶台前晃动——一米五几的个子,要微微踮起脚才能够到灶台。她正热着昨晚的冷饭,有时只是就着开水咽下几口干粮。推开门时,晨露悄无声息地沾湿了她的衣角。这盏每天全村最早亮起的灯,成了我生命里关于“家”最初、最深的印记。
这盏灯的光,在她的人生里连成了一条看不见却坚韧无比的线。把时光往前推三十年,同样的灯光曾长久地照在另一张病榻上——那里躺着她的母亲,也是我唯一的奶奶。父亲是入赘的,所以这盏灯守着的,始终是自己血脉的来处。
奶奶守寡得早,六十岁后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,过了七十,药罐成了最亲密的伴。照顾的重担,自然而然全落在了母亲肩上。白天,她要操持小生意,要下地干活;晚上,就在奶奶床边支一张窄窄的行军床,这一守,就是整整二十多年。最揪心的是奶奶便秘发作的时候。在那些我们甚至不敢细想的深夜里,母亲用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,轻轻地、耐心地为老人解除痛苦。有多少次的深夜,奶奶病情发作不得不要去医院,母亲怕打电话会吓着我们,她一个人背着奶奶踉踉跄跄的到了医院。奶奶活到九十二岁,走得很安详。村里人都说老太太有福气。母亲听了,只是垂下眼睛,仿佛那八千多个日夜的守护,不过是女儿该做的事——对给予自己生命的人,回报本该如此。记得母亲最开心的就是奶奶在世时的最后两年,那时哥哥家也有孙子了,每逢过年,一大家子五世同堂,听小涵孙叨着嘴喊她太婆的时候,她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
可母亲的肩膀,要扛起的远不止照顾一位老人的晚年。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人,长年在外打点零工,在我们那个看重宗族与姓氏的村庄里,“入赘”的家庭结构,总让旁人的目光带着些许探究与微妙。但母亲就用她那一米五几的身躯,稳稳地、沉默地撑起了一切。她经营的小生意是全家的活水源头,她耕种的那几亩田地,是我们餐桌一日三餐的保障。记忆里的童年日子,物质固然清贫,但我们兄弟俩的心,却从未浸泡在“贫苦”的滋味里。母亲像一个拥有神奇魔法的魔术师,总能在生活的缝隙与褶皱里,变出我们需要的书本、新衣,以及一个孩子应有的体面。八十年代后期,当一栋栋新楼如春笋般在村里冒出时,我们家,也终于有了第一栋属于自己的楼房。
然而,母亲生命中最沉重、也最坚定的决定,发生在我成年之后。按照那时的条件一家若有两个儿子,通常是哥哥留家娶妻,延续香火,弟弟则要“出去”,入赘别家。可母亲却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行,我家的儿子,不做上门女婿。”
就为了这一句“不行”,她此后的日子,被无形的手拉得更长。起得比星星还早,睡得比月亮还晚。田里的活计做得更密,每一分钱都算计得更精。她的身影,成了村庄里一个不知疲倦的符号。终于,在九十年代后期,我们家有了第二栋楼房,这在当时,几乎是整个村庄不敢想象的壮举。但她的脸上没有多少欣喜,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:“我儿不用出去了。在家,踏实。”
那一刻,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句话背后,那近乎透支的辛劳里,藏着怎样深沉如海的决心。她只是怕,怕她这个生得娇小的儿子,在别人的屋檐下低头,看人脸色,受委屈。于是,这个身高仅一米五几的瘦小女人,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,以最原始、最笨拙的方式,为儿子劈开了一条可以留在家乡、挺直腰板做人的路。让两个儿子都拥有了完整的、不容置疑的尊严。
如今,我们都已成家立业,有了各自的生活。也有了各自的新房,但每次的换房都有她功不可没的支持。我们无数次地劝她:“妈,该歇歇了,享享福吧。”她总是摇摇头,脸上是那种我们熟悉的、温和又固执的神情:“现在还干得动,就为你们多干点。”于是,那盏黎明即起的灯,依然雷打不动地亮着。而最让我心头发颤、鼻尖发酸的,是夜幕降临之后的景象——当家家户户窗子里飘出温暖的饭菜香,当电视声、笑语声开始响起,母亲却戴上那盏旧头灯,一束孤零零的光,便又在黝黑无边的田地里浮动起来。夏夜的八九点钟,我常常站在家门口,望向菜地的方向,总能看见那一点微弱却异常执拗的光,在沉沉的黑暗里缓缓移动,起起伏伏,像极了大地的脉搏,像一颗不肯休眠的、温柔的心脏。
然而这钢铁般的强韧背后,是触目惊心的损耗。常年超负荷的劳作,早已让她的双膝严重劳损,积液时常让膝盖肿得发亮,像两个不堪重负的馒头。她只是寻来膏药贴上,那浓烈苦涩的药味,混杂着田间泥土与青草的气息,成了她身上最独特、也最令人心疼的标记。膏药或许能暂时镇住皮肉的痛,却从未能拦住她走向田垄的脚步。那肿胀变形的膝盖,与她始终挺直的脊梁,构成一幅充满悲壮张力的人生图腾——疼痛在身体里日夜积聚成一片苦海,她却始终让自己站立成一座沉默的山。
今夜,我再次站在这里,望着远处田野里那一点熟悉的光芒。忽然间,我彻底明白了。母亲的一生,原来是一场贯穿始终的、多重的守护:她守护自己母亲的体面与安宁,直至终老;她守护入赘丈夫的尊严与一个家庭的完整;最终,她以燃烧自己的方式,守护她认为更易受伤的幼子,免于漂泊的命运。她的爱,从来不是简单的给予与奉献,那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“捍卫”——捍卫儿子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,捍卫一个家不被陈旧习俗与世俗眼光拆散的完整。
那头灯的光芒,是她用一生点亮的,属于自己的星辰。它不够璀璨,不够耀眼,却足够坚定,足够照亮脚下这片具体的土地。这束光里,沉淀着对生命来处的至孝,凝结着对家庭责任的信守,更闪耀着对不公习俗的、无声却坚韧的温柔抗争。她以一米五几的瘦小身高,活成了我们这个家族精神上最高的海拔。当泪水终于模糊视线,我才懂得,所有那些我曾视为理所当然的拥有——留在故乡生根的权利、在人前挺直腰板的底气、那个虽不富裕却完整无缺的童年——原来,都是这个瘦小的女人,用她一生的黎明与深夜,一寸一寸兑换而来的。
这光,终有一天会在田野里熄灭。但她用脊梁为我撑起的那片天空,用双手为我筑起的那方屋檐,早已深深植入我的血脉,成为我灵魂中最坚不可摧的部分。那些黎明前厨房的灯光,深夜田间孤独的头灯,连同她弯腰贴膏药时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,一起构成了我心中关于“坚韧”与“爱”的全部图腾。
母亲,真的不必再如此辛劳了。你给出的光,已然太亮,太足,足够照亮我们,以及我们的孩子,往后一生的路途。你教会我们的,从来不是如何被动地承受苦难,而是如何在苦难的土壤里,依然顽强地保持给予温暖、创造可能的能力;不是如何悲壮地对抗命运,而是如何在命运设定的重重限制中,沉默而坚定地,开辟出一条新的生路。
在那片被她用汗水浸润了一辈子的土地上,每一个黎明,依然会准时穿透黑暗,如期而至。而我知道,无论未来的岁月还有多少个黎明,在我的世界里,最早点亮那片无边黑暗的,永远会是记忆中的那盏灯——那一盏由一双瘦弱的手点燃的、渺小却无比强大的灯。
因为真正的光,从来不在高处的庙堂,而在最低处的土壤里;不在喧嚣的白昼,而在最深的寂静的夜里;在一个母亲,踮起脚尖,划亮火柴,点燃灶中薪火的,那个瞬间。
这光,已从她的掌心,传到了我的掌心。此刻,它也正通过这些质朴的文字,微弱地、持续地,传递给所有能够读懂它的人。它将在岁月的长河里,静静地亮下去,温暖而坚定,就像母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粗糙,干燥,却永远带着生命最原始的、抚慰人心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