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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吴韵长歌 绍兴初年，韩世忠、刘光世两人领军，惟有神武右军指挥使张俊，长年驻杭州。赵构绍兴七年淮西事变后，他对诸将更是疑神疑鬼。张俊首先对罢官表示赞同，《宋史》有“当日解甲归家”之说（卷369）。之后张俊沉迷于敛财，名下的田地超过一万多亩，田租也有六十万之多。他在太湖中搜刮花石，建了一家太平饭店，还大肆盖起了庄园。赵构心虚之下，只好装聋作哑。朝中诸公屡次被弹劾，高宗对张俊的评价是：“不与民争利，不造宫殿。” 在古代，配位大臣通常由后一位皇帝为上一位皇帝选定。当然，也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宋高宗在两宋时期，对先皇的配赐者进行了大量的干涉。宋神宗，宋哲宗，宋徽宗，都是由他来决定的。宋神宗的辅政大臣原为富弼，后由王安石所授，此乃哲宗年间所定。宋哲宗的封爵大臣原为宋徽宗所封，原为蔡确。宋高宗南下以后，王安石被富弼夺回，蔡确被司马光所取代。后又把徽宗赐与其父韩忠彦相配。于是，宋钦宗创下了一个尴尬的纪录，那就是他成为了连一个臣子都不能享受的人。这是为什么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另外，宋高宗是两宋配享大臣人数最多的一位，这一纪录也被载入史册。 高宗死后，宋孝宗淳熙15年（1188年），宋孝宗就着手决定高宗的配享制。宋孝宗对宋高宗心存感激，曾两次下诏，要把高宗的俸禄提升到两人，文臣、武将各两人，共四人。在此之前，宋太宗、真宗、仁宗三位封爵大臣均为文官二人，其中一人为武臣，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中记录了封赏功臣的决定：翰林学士洪迈言：“圣神、文武、宪孝皇帝入祀，凡配食大臣，事先已定。微臣奉旨，拟任用文武大臣二人。文臣：前丞相追赠太师吕颐浩，追赠秦国公，谥简赵鼎。武臣：太康王谥忠武的韩世忠，太师鲁王谥忠烈张俊，都是当时的开国功臣。这四位都是当时的名将，都是公认的，还请大臣们多多指教。众人深以为然。便依言而行。后来，宋高宗的配享官为吕颐浩，赵鼎，韩世忠，张俊，这在宋代的配享史上都是很高的。 宋高宗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纪录？他们做了什么？宋高宗及其四大功臣的事迹，在《宋会要辑稿》中有详尽的记述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宋高宗的丰功伟绩。 淳熙15年3月17日，礼部侍郎宇文价等奏：“高宗皇帝入宗庙，以飨功臣。”恭惟高宗圣神武文宪孝，天锡勇智、绍中兴.拨乱之功，同符师也；他的德行，甚至可以和唐尧相提并论。时贤将相，著彝鼎，宜列于太室，序于大昌，丕昭隽声，以古礼之。 宋孝宗对宋高宗的评价是：“天锡勇智、绍中兴”，高宗中兴之功，可与“光武中兴”相较，与汉光武帝时期不相上下。平叛有功，高宗力挽狂澜，拯救江山，堪比宋太祖。他的德行，直追唐尧，他自动让位于孝宗，地位堪比古代的尧帝。论溜须拍马，现代人的词藻可比不上古人。《宋会要辑》：“太师，循王谥忠烈，张俊，策霸一方，在朝堂上浴血奋战。”鄞川抵御外敌，靖寇江左。功业赫赫，溢于旗常。且秉心忠信，终有一节。这话的意思是，张俊的官邸是不能私自建造，由朝廷专门为他建造的。 张循王府邸始建于高宗绍兴十二年（1142年），始建于北宋末年。张俊于绍兴廿四年去世，故此公爵府即为张氏的私祠。 南宋绍兴年间，在白马潭边，有一座私人园林，名为张园，是杭州的一处风景。咸淳的《临安志》，就是这座园林的一部分。《京城图》上写着张园，张寺，白洋池三个字，并附有张循王的府邸所在。 张园是南宋四大抗金将军中的张俊，他是南宋末年著名的抗金将军。张俊可比岳飞“聪明”得多，知道审时度势，早早就把军权交了出去，皇帝对他很是满意，在他最受宠的时候，他就会拿出真金白银，说：“如今浙，怎容得下这样的财主？”没钱了咋办？建好后，他就住在这里，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，直到1154年去世，他才被追封为卫王。31年以后，循王的孙子张鎡在张园旁购置了曹氏废弃的花园，并斥巨资对其进行改建。他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，大胆创新，经过十四年的扩建，占地一百多亩的张园，已发展为「东寺西宅，南湖，北园，众妙峰山」五处名胜（参见张鎡先生《约斋桂隐百课》）。北园的主景区位于白洋池的北岸，所以被称为南湖，后来张园被改名为南湖园。整座花园“虽是人为所造，而似天然形成”，可以说是步步有风景，堪称奢侈。史书记载，张银曾“在南湖园中作御霄阁，于四古松之间，以巨铁悬于半空，以松身为缚。月黑风高，乘客梯而上，踏云而行，当真是挟飞仙，溯紫清，当真是仙游。”至于“桂隐”和“瀛峦胜处”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，张鎡曾经赞叹：“一叶扁舟，穿过十里花丛，满城风景，美不胜收。”又说：“南湖不是西，何必出郭去见苏堤？”
从《咸淳临安志》所附的一幅图画来看，张俊所记“张循王府”，大概是“杭四中”的方向，也就是现在的西河坊街（那时还是一条胡同），与之隔了巷，便是“花腿”兵卒所居的“张府小寨”。张俊最初被封为“清河郡王”，绍兴廿一年十月，高宗赵构曾“登门”，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《武林旧事》，洋洋洒洒地写了整整十四页，记述张俊设宴招待，赵构“推恩”，说得好不威风。始于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。其时宋金和平已有十余年，时局尚算平静。宋高宗赵构过着悠闲的日子，每天除了练字读书，就是到上天竺，玉津园去游玩。不过，时间一长，他就觉得无聊了。十月八日，秦桧和一众大臣簇拥着赵构到了张府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张贵精心策划，张俊亲自主持的一场盛大的宴会，就在张家的大厅里举行。赵构坐下后，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菜肴和果盘，绣着高饤八种颜色鲜艳的水果，十二种味道不同的干果，缕金香的药味，十二种香甜可口的蜜饯，十二种酸甜可口的果脯，以及十种不同的腌腊小吃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盘果盘，都是宫中的侍女端上来的。张俊的这一桌子菜，不但好吃，而且非常注重细节。除精心烹调的佳肴、小吃外，更有各式佐酒果及名厨的拿手好菜。这一桌丰盛的宴席，不但是山珍海味，而且处处都透着一股奢华。 《宋会要辑》记载，绍兴年间，南宋朝廷仍按惯例，在临安城赐建秦柏祠堂，后来张俊和杨存中，又在临安城建了一座祠堂，作为秦桧一家的典范。这就说明了南宋时期，对高级官员官邸和死后的祭祀制度，都必须由朝廷统一安排的，并形成规章制度，张俊同样不例外。 杭州后宅第张循王之末 《宋会要辑》南宋嘉泰二年六月，严州张宗愈奏：“谨记先父张俊，遇高宗，以扈卫为将，从河朔到南京，均属劝勉。披坚执锐，建宫廷，除丑贼。辅佐皇室，中兴之时，终始恭敬。张俊的功劳，远超其他将军。思陵历代赐宸翰，唯臣遗宝唯珍。继与高宗庙庭，动书盟府，毋容细述。他从未乞家庙，只愿赐第旧基，建造修葺，每日供膳，由前田产支遣，不得有其他差遣。在张宗愈的邀请下，众人商议，说：“张俊为一品大员，五殿一殿，张俊以下五代。杨存中在世之时，高宗曾请求为他建祠，赐祭之物。”韩世忠死后，他的儿子请他来，孝宗封他为世忠，赐他宗庙祭祀之物，并用竹子、竹筷、木筷，任其书写。张俊死后，他的孙陈乞，与韩世忠的宗庙祭祀之法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便依言而行。通过查阅大量古籍资料，可以证实张俊一家人在浙江一带长期居住，其祭祖活动也仅在于临安府城一带，从未与江苏一带有过接触。 但到了宁宗嘉泰二年，临安城内发生一起火灾，将循王府一层完全焚毁，只留下一栋二层建筑。好在赵宋皇帝与张俊有很深的交情，再加上张家的财力，所以循王府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又重新建立了起来。 有传闻说张鎡是个虔诚的信徒，喜欢佛教，爱好园林，其中的一些东西，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岳飞于1179年被封为“武穆”，这对张家的声誉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几年之后，张鎡写了一封信，请求捐出一片土地，修建一座寺庙，他说这是为了“孝敬祖宗父母，其次是为了学问，为了不让自己骄傲，齐物于我，为时长久”，毫无疑问，张鎡想到了更多。张鎡参加了韩垞胄的刺杀，又策划了刺杀史弥远的阴谋，结果被人发现，被贬到了象台，从此张氏失宠，南湖花园也就荒废了。 《咸淳临安志》中有言：“良渚山张循王府功德院，于嘉泰元年奏今额，宁宗皇帝所题“笑菴”两个大字，乃宁宗皇帝所题。” 德佑元年，张家遇到了更大的麻烦，元世祖命伯颜攻打宋军，元相希贤带人前来求和，宋守臣张濡（张鎡子）以为北军来攻，希贤等被杀，太祖震怒，出兵攻打。”1276年，元军攻入临安，张濡被元军屠戮一空，家产尽失，从此张家再无人提及。到了今天，也许会有人要问了：从南湖园逃出来的循王遗族，究竟去了哪里？这是怎么回事？ 南宋灭亡后，元军攻入临安城，杭州的行省长官府衙，就是设在原张循王的府。 宋代后期，张园由盛转衰，至明中期，张园“荒废已久，仅余池塘、假山两座。”后来，在白洋池东边的张寺，建了一座名为“星辰阁”的楼阁，这座楼阁有三层之高。1960年代初期，水星阁销声匿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，在该处修建了星阁园林，毗邻小区。如果以水星阁为中心，那么浙报社和杭报的所在地，就应该是“周回三里”，也就是白杨池边。 考古学家日前在杭四吴山校区河坊街进行了一项挖掘工作。在“元代建筑遗址”中，还发现了几处建筑遗址。考古发掘表明，此处极有可能是“张循王府”的所在地。元廷把杭州行省最高衙门设在张循王的府邸，更能说明它的历史价值。张俊一家在浙江一带开枝散叶，以其经济活动资助南宋王朝，以其社会关系网稳固其地位，其后代张镃、张炎等人，以其诗文、词论等卓有建树，对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孙家在浙江境内留下了大量的古迹与传奇故事，见证了它的兴盛与衰落。至于“无锡青山张俊墓”和“苏州张氏”和张俊一家有关的观点，都是错误的，没有任何历史根据。 张俊的后代是浙江的，而不是江苏的无锡 张家在张俊之孙张鎡之后，便逐渐淡出了政坛。张鎡终究是个有抱负的人，在1207年刺杀了宰相韩寂世，之后又策划了谋害史弥远的阴谋，结果事情败露，被贬到了象台，从此张氏失宠，东园也就荒废了。 张镃虽被贬谪，但并未妨碍其子孙在京城安定生活，儿子张濡更是进入了富贵人家的“朋友圈”，张俊余荫广厚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据《咸淳临安志》所载，贾似道曾两度赴灵竺寺焚香，于飞来、天竺寺三生石畔题刻。张濡两次都是以客卿的身份和贾相“同框合影”，可见他在这个“朋友圈”中的地位。张濡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他和贾似道是邻居。贾先生的平章府位于葛岭山脚下，张濡家的“松窗”位于苏堤以南的东浦桥上，从这里到这里，只需要十多分钟的时间。 德佑元年（1275)，元世祖派伯颜去征讨宋军，到城边时，希贤等人奉旨与之谈判，张鎡的儿子张濡误当是元军来袭，于是带兵突袭，杀了希贤及他的使者。1276年，元朝军队攻破了临安城，杀了张濡，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。张濡的孙子‘张炎’，已经二十九岁了。张家从此彻底败落，张炎亦是“贫难自给”，只好四处漂泊，“以贩卖卜辞为生”。 夕阳下，雁影渐去，一只孤雁振翅高鸣，似是明知无法追赶，仍是痴痴地望着远处，直至夜色将至，方才停下，落在宋诗的最后，那人姓张，与胡云翼所作的《宋词选》一般，以“压轴”两个字结束。有人说，他在这一曲婉约的曲调中，充斥着“黍离”的味道，跟李煜一样，带着一种晚唐时代的苍凉与苍凉，令人心生怜惜，加之其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，于是把他比作一只孤雁，在宋诗中悲鸣。 “张孤雁”前半生居住于“世界上最好的园林、音乐、歌舞”之地南湖园，其祖上皆为读书人，张俊的诗文功底深厚，为时人所称道；张俊曾孙张鎡，是南宋著名的文人，陆游和杨万里都与他交游甚密，南湖园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场所。“张孤雁”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，耳濡目染之下，纵然不会作诗，也能吟上几句。他之前写的那些作品，都是很有内涵的，但是却没有什么感人的地方，尤其是当他的财产被废除之后，他就从一个南湖园的大少爷，一下子沦落到了流浪汉的地步，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，对他来说，简直就是毁灭性的。落魄时，他沿道乞食，一边行走一边回忆：“一梦未醒，一把旧泪洒西州。“愁，落日斜晖，不敢登楼。”这是一种多么悲哀的心情啊，一个旅行者，到了这世上，居然连回家看看都不敢。“小桥流水，门巷幽径，玉箫声声。鹤飞了，台空了。“我讨厌西风，不能将你留在身边，我要将这林中所有的树叶都扫光。”他努力地想要忘掉，却又做不到，于是，他就用泪水，将这份刻骨铭心的情感，用《旧居有感》这样的歌词，牢牢地写了下来。《解连环·孤雁》是一首让人难以忘怀的诗句：“楚江空暮，恨别离愁，今宵不能安。欲照寒塘，已是沙净草枯，天远横。写不出字，唯有寄去思念。这首词七八二句，把雁行不成雁阵，和《汉书·苏武传》中雁脚传书的情节结合在一起，更增加了作者的孤寂，形象逼真，因此得名“张孤雁”。 他原名张名炎、叔夏、号玉田，是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文人。他还是一名词家，著有《山中白云词》、《词源》等，与姜夔并称“姜张”，而后世则称其为“姜张”。宋亡之后，张孤雁四处漂零，“于四明，置卜肆，老居宁波城东积翠山”，那时他已成了街边讨钱的叫化子，无人理会。 明朝的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载：“章兴中雨，仁和塘溪人。”洪武初，因论天下之事，被敕授刑部尚书。他曾著《联辉集》……”该书“咸有文名”之人有二：一为“哥”、一为“张辂”。张行中（在古代直呼别人姓名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，因此一般都直接用自己的姓名来称呼），这《志》里就有不少张行中的名诗，可见其名声不在其官位，而在其“词翰清丽”。其弟张行素，两届乡试举举，永乐九年举人，终以临淄为家，著有《联萼集》一书。《联辉集》是他们两人一起写成的。 吕家亭之子鲁希高，张氏兄弟二人居吕家亭，原是老相识。清朝的《艮山杂志》说：“昌河之地，唯潭溪、中裕，常与之来往，约有六七里之遥。逯西皋，元朝的左丞相刘，元末至明初，曾为浙江省巡抚，婚后，他辞去官职，回到笕桥以南二里的逯家亭（原称“胡人村”，即今黎明村），与当地村民颇有交情。张行中曾说：“江皋赖学者，不能用浊酒作诗，应该用诗词来作诗。” 翟灏所说的槎溪，究竟在哪里？笕桥距此有六七里，《临平图》上“槎”字所在之处，名为“洞渎”，此乃通扣山下另一大湖，两江交汇，呈十字形，四座桥（现仅存一座），人称“和谐连桥”。古图所示，睦连桥西为潭渎，北有星桥，南有红河。 明成化《杭州府志》对“槎渎”如何演化为“槎溪”做了详尽的解释：“古有江海汇于此，河水洁白如镜，所以被称为“渎”。”然后，海水退去，慢慢地堆积起来，“仅留下一条小路，这就是它的名字。”张大昌所著《临平记补遗》，《艮山杂志》另外六册（仅存“志地”两册，其余六册不知所踪），其中一首：“今槎溪不存，惟官庄后河桥之北，四座桥相向，西有潭渡，东有槎溪，南有永乐，北有丰乐，又称连桥。”其二，竹居仁与槎溪村，为明代初期张舆之故里。张昱张中行《竹居》一诗曰：「南渡循王后裔，文名及尚尚存。」此外，清王洪在其《泊槎处说》中亦有记载：“当时有个姓张兴苏的隐居之人，自称“伯叔”，其图即“槎溪”即“槎溪”，清时“不著”，故更名“和睦村”；张氏两兄弟均为南宋名臣张俊之子，张行中之书斋，名为“竹居”；张行素的书堂，名为“泊槎处”.这里要说的是，潭溪距离陆家亭有六七里路，《艮山杂志》则在十六里之外。 张氏兄弟居临平槎溪，继迁塘岐泉漳，据清《塘栖志》所载：“明朝，泉漳白华漾，乃司农郎张行中故里，葬于……白华漾永思桥姚前圩张行中。”泉漳老街的老人说，前边街口有栋老房子，可以过去看一看，张家在土改时遭破坏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搬迁，如今不知去向，没人肯租出去，只好任其烂掉……他拐过张家墙，看见一扇生满铁锁的门，门后是一栋红砖瓦房，再往里一进，就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四合院，还有一块很大的空地，上面堆放着一些杂物，年久失修，倒也有几分韵味。拍完照片，他转头想问老人，却发现老人已经离开了，暮云四合，他只好作罢。 第三天，袁州再次来到老街边上的白华漾，那里有一条张家坝桥，桥下是一条白水河，秋风吹过，一片鹭鸶飞过，停在对面的桑树下。不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些老人在那里垂钓，听他们说，白沙湖的背后，有一座不知多少年代的大墓，墓前有一个石台，一个圆凳，还有两副棺木，不知是何人所葬，墓地原来是一间大约二十来平的房子，后来上世纪五十年代而被拆除，如今却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作者期待《塘栖志》和其他地方文艺作品能有新的发现，可惜收效甚微。 村民回忆北京市东城区和睦村的一处古墓出土，但是记者赶到的时候，却看到里面空空如也，棺木散落一地。 为了在和睦连桥上找到王氏一脉的踪迹，我走访了几个老家的长辈，才知道朱元璋张家曾出过一名大官，后来迁往后山塘栖镇，张家并未完全搬迁，于是，村东、西两块地被称为“张家角”。这次，是张成梁所在的“北张家角”，也是他的家乡。张家今年71岁，是崇德迁来的，至今已有数代之久，全村以张姓居多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村的西侧，有一座张家祖的坟墓，坟墓前立着一座石碑，石碑上刻着一个字，不知去向。就是用一柄十八斤的大铁锤，将墓中的人全部敲碎，然后一开，就看到了一群身穿朝服，头上带着帽子的人，已经变成了一副骨架，而另外一个墓中的男子，却没有丝毫腐朽的迹象。这是“僵尸”，引起了十里八乡的注意，甚至笕桥一带的居民都跑到这里来围观。他道：“张家角历来最热闹，我曾听祖父讲起过，清朝末期，杭州有一位大学士，留着长长的辫子，叫做张尔嘉，我寻思了一下，便问他是否叫做张尔嘉？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 我回家后，再无旁顾，翻出张尔嘉的《武林掌故丛编》《难中记》，翻到下面一页，细细一读，登时两眼放光，几乎要蹦出来：“吾家先祖，自明代初期，随其兄信素、孝廉公，于通济郡苗溪溪隐居，世代为农，世代耕作，直至今日，张尔嘉方才知，当年他也曾在此定居，实属幸事。 张尔嘉，字子谋，号春岫，清晚期仁和人，生卒年不详，是循王子孙，其父张牛农，自小饱读诗书，勤奋好学，于本地享有盛名，咸丰九年，得张锡庚推荐，“取入仁庠”，升任翰林学士，杭城何氏“枕山书屋”的塾师，大儒金承庭赞曰：“春岫先生乃当代人物，刚直磊落，不以时流伍。 一段不堪回首的张家往事，让人看了都觉得心酸。自1592年张俊在西湖旁建起一座寺庙后，循王一脉便一直活在“知宋、知秦国”的生活之中，祖辈的荣耀与耻辱，就像一块永远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石头，压在他们的心头，让他们的后人不敢再思，更不愿惹上横祸，于是，许多人都选择了隐姓埋名，而这一切，也留给张氏许多未解之谜，比如张氏是怎么从崇德迁居到潭溪的？临平和塘栖，张行中兄弟二人又是怎样生存下来的？张尔嘉后裔与和睦村之间，究竟有没有值得称道的往事，这都是关乎城北史的问题，因此，我们不能轻易放弃，而要继续寻找。张功甫在《舟过良渚》诗中写道：“我已不在修府，我只想在溪水中畅游。”从杭城到奉口，明显要经过良渚，张功甫正是张俊的曾孙。从现有资料看，张俊后裔主要分布在浙江地区。例如张俊的孙张鎡，他居住在临安，卜居在南湖，他的生活对浙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与陆游、杨万里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并对南宋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但是，在苏州却没有发现张俊子孙的祖祠、宗谱之类的传家之宝。 结论：历史轨道的终结 张俊的生活与浙江息息相关。从早期参与浙江地区重大战争（如明州之战），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到后来逐步成为临安朝廷中枢的骨干，又曾参与朝政，辅佐宋高宗，和秦桧等人共同对南宋朝中格局有深刻的影响；后来，他又在浙江打下偌大的基业，做了许多生意，发了一笔横财。他在浙江的盛衰，张循王世家的兴废，后代在浙江的生存轨迹，都对浙江社会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 张俊与无锡之间的交往，更多是基于虚构的传说。根据《无锡方志》的考订，张俊一族不论在经济活动、社交交往和后代世系上，都没有与无锡有关的痕迹。张俊的坟墓在无锡，他的后代也在无锡繁衍，这种观点在史料面前显得不足为信。 史学是一种以史实为依据、以科学方法、去粗取精、还原史实为基本原则的严谨学术。张俊与浙江、苏州的关系，应该在详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，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加以分析，才能避免被那些不实的传说和传说所迷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历史，把握他们的发展，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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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: 2025-9-16 11:51 来自- 中国江苏无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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