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源:豆包。
又有两个地方公布了当地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。
一个是新疆哈巴河县,当地融媒体中心发布了《哈巴河县党政领导通讯录》,包括县委书记、县长在内的202名当地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集中公开;还有一个地方是湖南常宁市,包括市委书记、市长在内的132名当地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也被集中公开。
不清楚被公开的这些手机号码,是领导干部的私人号码,还是工作专号——这并非本文要讨论的重点,实际上也根本不重要。 真正的问题是,为什么要把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公之于众?此举能解决什么问题?以及,什么时候才能把手机号码归还领导干部? 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这档事并不算新鲜,早在20多年前就有地方干过。之前,也有不少地方公布过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。有的能打通,有的打不通;有的暂时能打通,有的永远通话中;有的办过事,有的办不了;有的暂时能办事,有的“真不好意思”……
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说辞,实际上,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,本身就彰显出现实中的无奈。如果群众走常规流程好办事,为什么还要去找领导,或者打领导的手机呢?一定是现实中遇到了梗阻,人们才会想其他办法去变通,而找领导显然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往优先级靠拢的第一步。
然而,领导干部本身并不会帮你亲自做事。设想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:打通电话后,你的诉求比较明确,解决路径也比较清晰,理论和实际中都是可行的,领导干部高位协调,最后事情得到解决。事情的解决,还是依赖有关部门、有关人员,只是流程上可能会简化、效率上可能会提升,效果当然也可能更好。
其实,事情演变到这个程度,更应该好好反思的是常规办事流程为什么会出现梗阻,以及,如何才能够尽可能消除这种梗阻,从而举一反三形成制度化成果。这才是基层治理应该千方百计去发力的所在。现在,各地12345便民热线归并优化后,本来就是群众诉求的总客服,在这个总客服之外,继续开办一条领导干部热线,即使是必要的,显然也应该有与12345不同的功能与定位。
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说,一些地方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,借此完全可以测试当地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所在、办不成事问题所在,如果政务部门能够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类型的问题进行梳理、归纳、提炼,倒也不失为下一步改善政务服务的一大助力。
从长远来看,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,并非基层治理的治本之策。它是在常规化办事渠道之外,依靠领导个人权威而起到的一种救济或救急作用,其本质是辅助性质的。如果本末倒置,只能说明当地政务服务的法治化、制度化、规则化还有待加强。
归根到底,群众需要的不是通讯录里多一串号码,而是窗口前少一扇玻璃、流程里少一道门槛、网格员敲门比投诉电话来得快。到那时候,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从公众号或公告栏里撤下,回到它本来应该待的地方。
来源:今吴江客户端 作者:沈振亚 编辑:沈振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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