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周时事观察丨“平事优先”可以休矣

今吴江评论

近日，长沙一桩纠纷引发广泛关注。一名女子指控4岁男孩在商场“摸臀”，要求书面或视频道歉，家长拒绝，三次调解未果后女方坚持起诉。监控还原的事实却与指控相去甚远：男孩跑动中与女子发生触碰，并非刻意行为；拉扯过程中孩子脖颈处留下勒痕。舆论风向随之逆转——从最初同情女方，转为质疑其借题发挥、博取流量。多位律师指出，4岁幼童不具备性意图，不构成性骚扰，女方拉扯行为反而可能构成过失侵权。

这不是孤例。不久前，湖南一老人在棋牌店晕倒，店主热心送医，老人最终离世，家属却索赔10万元；经两次调解，店主赔付1.9万元，后在舆论压力下家属退还钱款。另一桩发生在武汉：楼上长期漏水，楼下邻居反复协调无果，物业、社区、派出所多方介入均告失败，最终只能诉诸法院，判决赔付8000元并彻底修复。

三起事件，三种调解失效的形态：有的事实被夸大，有的责任被强加，有的纠纷被拖延。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：调解效果为何有时不尽如人意？

部分情况下，调解确实不是最优解。涉及责任认定、法律适用等专业问题，本就超出调解员的职权与能力范围，转入诉讼渠道合情合理。但如果事实清晰、责任明确、有法可依，却依然僵持不下或被迫“花钱买平安”，这就不是专业能力的边界问题，而是是非被混淆、公道出现了偏差。

偏差从何而来？首先来自当事人。一类是诉求失当，明明是轻微触碰，却要求正式书面道歉，稍有不满即拒绝调解、诉诸舆论；另一类是责任规避，明知自身有错却态度强硬，不配合、不到场，赌定对方嫌麻烦、不愿耗时诉讼。更有甚者，将纠纷“武器化”：以“让你生意做不下去”相威胁，在社交平台发布片面信息引导舆论，甚至污蔑调解员“官官相护”来施压。当调解桌上的筹码变成了流量和威胁，公道便难以落座。

调解员一方同样面临结构性困境。调解制度的初衷是降低社会解纷成本，减少诉讼增量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调解员承受着调解率、结案率等量化考核压力，调解不成还可能面临当事人的迁怒、投诉乃至人身风险。当案结事了变成硬指标，当被闹成为职业风险，一些调解员的选择便从主持公道滑向尽快平事，各打五十大板、劝弱势一方让步、用模糊处理换取签字画押。

舆论在其中的角色尤为复杂。它既可以匡正是非，也可能被人利用。在湖南扶老人事件中，正是公众关注倒逼家属退还了不该拿的钱；当事实尚未查清、一方刻意筛选信息，舆论就可能沦为施压工具，让本就棘手的调解雪上加霜。网友的判断力建立在信息完整的基础上，一旦信息被裁剪，舆论的天平就会倾斜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，调解追求“无讼”，核心目标是让双方“知礼”“认错”，而非精确判别是非。在当代基层治理中，正式规则与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张力，基层往往通过“变通”来兼顾上级任务与本地现实。这两种逻辑叠加到现代调解制度中，就可能催生一种隐性的“平事优先”导向：考核压力下追求结案效率，熟人社会中顾及人情面子，最终让调解变成一场“谁闹谁有理”的博弈。湖南店主赔付1.9万元，正是“平事优先”逻辑的典型产物：调解员想平事、家属敢闹、店主委曲求全，三方合力把公道挤出了调解桌。

要终结这种“平事优先”的惯性，需要多管齐下。制度层面，对调解员及相关单位的考核应当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，将事实认定是否清晰、是非判断是否明确纳入评价体系，而非单纯看调解成功率和结案速度。执行层面，调解员必须守住自愿、合法的底线，不逼迫任何一方让步，不因考核压力而和稀泥。外部环境层面，舆论应当学会“让子弹飞一会儿”，避免在信息不全时仓促站队；对于借调解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，则应依法处理，让无理取闹付出代价。

调解的本质，不是把事情“摆平”就完了。“平事优先”一旦成为潜规则，调解就失去了公信力根基。只有事实被尊重、是非被厘清、底线被坚守，调解才能真正实现“定分止争”。

来源：今吴江客户端

作者：陈   空

编辑：沈振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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