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求我的一张“高参通行证”
▲沈求我先生
人物简介:沈求我(1917—2001)江苏吴江人,1952年加入民革,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早年就读上海光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,1945年至1947年,任重庆中国青年剧社秘书、国民党海军总部医务处专员。1949年任《光明日报》社资料室主任、编辑。1950年至1981年历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、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、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、甘肃省政协常委、副秘书长、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、民革甘肃省委会副主委。1981年后历任民革中央副秘书长、宣传部副部长、学习委员会副主任、《团结报》社副社长等职。他是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、第七届常委,民革第五届、六届、七届中央常委。——摘自《团结》杂志1992年第1期。
1941年重庆,春寒料峭的2月清晨,艾青、张仃、罗烽三人坐在一辆国民政府盐务局的汽车中,汽车在大路上疾驶。临行前几天,周恩来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送给他1000元路费,并嘱咐:“走大路,不要走小路。万一扣留了,就打电报给郭沫若。”
▲从左至右:张仃、艾青、罗烽
这是三位青年有生以来最危险的一次行程,也是最重要的一次。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延安。一路上都是国民党盘踞的地盘,每天要经过许多关卡,有多少不可知的危险。山城重庆在视野中渐渐消逝,艾青这才发现,自己紧攥着的证件已经被手心的汗弄湿。这是一张“绥蒙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高级参谋”的证件,盖着印章,证件上原本写的是“一”个人,上面的一横墨迹被添成了三横,变成了“三”个人。证件核发的是从重庆至榆林,中间要经过延安。
当艾青为去延安做准备时,有一天沈求我正好来看他,艾青是沈求我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时的老师,于是他也不掩饰,把事情诚恳地说了,并道出对途中安全的担忧,沈求我答应帮他想办法。过了几天,沈求我就拿来了这张证件,还跟他约好出发日期,沈求我已经安排好让他们搭乘盐务局去宝鸡的汽车。
原来,抗战爆发后,沈求我毅然休学,从上海来到西北,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。这所大学由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创办,专门培养抗日干部,1937年开学。全国青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,从各地涌来,东北流亡学生最多,也有南洋华侨青年,数达万人以上。民大校址设在临汾县城,校长挂名阎锡山,由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主持,实际负责校务的是教务处主任杜任之和政治处主任杜心源,两人系共产党员,因此所聘教授,大多是卓有名望的学者和爱国政治活动家,如李公朴、侯外庐、张仲实、江隆基、温健公、何思敬、施复亮、陈唯实、秦丰川、周巍峙、徐懋庸、刘肃然等,肖军、肖红、艾青等也先后来到。除本校外,还设有一个分院和四个分校。
▲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出版的《民大半月刊》
1938年临汾失守,民大第一期学生提前毕业,充实到抗战一线,一部分迁往陕北宜川,大部分解散,大批学生流亡到西安。沈求我在西安加入了艾青组织的抗日艺术队,在陇海线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艾青离队回武汉后,公推张仃领队。这时,榆林的绥蒙公署中将参赞石华岩听说了艺术队,非常重视,他想用文艺工作推动内蒙古的抗日工作,就主动派人和他们联系,欢迎他们去。于是,张仃就带着抗日艺术队北上榆林。
演出完成后,张仃被石华岩挽留,请他担任成吉思汗陵的迁陵大典总设计,工作了一年多时间。期间,张仃得知石华岩要组织边疆文化研究,就写信叫沈求我来参加。就这样,沈求我回到榆林,任职于绥蒙公署的边疆文化研究组。到后不久,经秘书汤绍武(中共党员)介绍,结识了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。沈求我经常到邓将军处拜访和交谈,“每月总要去一两次,每次都几乎谈个通宵”(沈求我语),从此成为至交。依靠这层关系,沈求我搞到了“高参通行证”。
▲抗日艺术队从西安出发前合影(前排左一沈求我,后排左五张仃)
话说汽车顺利到了宝鸡,艾青他们落脚在画家陈执中家。半夜,突然有客来访,也是他们的朋友,逯斐和严辰夫妇。这对年轻夫妇向往延安已久,并且筹措了钱,听说艾青要去延安路过这里,于是摸黑找来,恳请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带上他们两个人。都是向往延安的年轻人,志同道合,怎么可以拒绝呢?大家一拍即合,决定无论遇到任何危险,都要生死与共,一起去延安。
艾青取出“高级参谋”证件,将上面的“三”字再次小心地改作“五”字。这么多人同行,在遇到关卡检查时必须在身份上有个说法。于是大家乔装打扮,艾青扮作“高参”,罗烽装成勤务兵,严辰装成副官,张仃去过延安,熟悉当地风土,他穿上长筒马靴在前面应付盘查。唯一的女性逯斐只好假装“高参夫人”,在箱子里装了皮大衣和高跟鞋等时髦物品。
▲阎锡山签发的绥蒙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委任状
五个人经过咸阳的耀县时,关卡守卫仔细查看通行证后,又翻查了皮箱,看到皮大衣和高跟鞋,才相信地放行。一行人到了一家旅馆刚要休息,又有军警来查房,不由分说就把证件拿走了,说要给局长看过才放心。大家心里都紧张起来,就怕被看出破绽。到了半夜还不见证件送回来,罗烽决定冒险去警察局。到那里一看,军警正在瞌睡,证件就放在桌子上,就吓唬军警说:“我们长官生气了,看个证件要看一夜吗?明天我们还有公务,你耽搁不起。”说完拿起证件就走。那个警察眼巴巴地看着他走出去。
▲绥远古城旧照(今呼和浩特)
长话短说,过铜川的时候,还遇到过一个国民党杂牌部队的警备司令与他们同行,想甩也甩不掉,后来“高参”几次三番请他喝酒吹牛,才交上“朋友”,仗着这位司令的势力,后半段路程基本没遇到麻烦。就这样,凭着一张“高参通行证”,一群机智的革命青年,闯过一路上国民党的四十七道关卡,终于平安到达革命圣地延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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